论黄秋耘文学评论的感情色彩张绰黄秋耘的文学评论集《苔花集》、《古今集》、《琐谈与断想》、《黄秋耘文学评论选》和《黄秋耘A选集》等，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对生活满怀深情，对人生充满热爱，对现实投注关心，因此他的文学评论是发自内心热情的自然流露，他对文学价值的整体感知、印象品评和情感批评，都带有独特的个性特点，呈现出鲜明的感情色彩。黄秋耘十分倚重一己的感觉、印象来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在《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他就郑重声明：“这篇文字记录下来的，只限于一些直觉的、粗浅的印象，一些片段的、零碎的感想，而不是什么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和分析。"批评家并没有正面去分析张洁的作品，而是从读后感中谈一点自己对人生、对文艺的看法，如对《爱，是不能忘记的》的理解，他思索的是“什么时候，人们才有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呢?”其中包含着他对光明尾巴的不以为然，对涉及人民和国家命运问题的看法，对表现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的肯定，同时他也希望作者进一步扩展视野，文风更明快一些。这种文学批评，有点类似中国画的写意笔法，它给你一种印象，一点启迪，让你沉思，让你品味。这种批评的过程，也就成了灌注感情、渗透灵智、价值判断的过程。再看看批评家的《读茹志鹃几篇新怍有感》。当时有人认为茹志鹃所写的仅仅是一些小小的浪花，没有写“重大题材”的阶级斗争。这引起批评家控制不住的批评冲动，他写道：“我倒宁愿沐浴在这些小小的浪花中洗涤净自己的心灵，而对那时时刻刻都装腔作势地咆哮着的大海总是有点反感。这也许是由于我的感情过于‘纤细’而神经又过于‘脆弱’吧!"接着，批评家就逐篇指出作品的现实意义。当他谈到《草原上的小路》时，对作品针砭时弊，揭露和谴责某些干部官复原职后，又故态复萌，把人民的疾苦置诸脑后的主题，大加赞扬，而且很快就对照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对于人家找上门来，要求解决具体困难?“A己就有点不耐烦了，即使不把人家拒诸门外，至少心里也希望人家赶快告辞，不要再惹得我心烦意乱了。这些不正好说明，在我的身上也有点石一峰的气味了么?”这般热烈的心肠，这样大胆的进入角色，使得黄秋耘的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在《读c未完成的画>》中用的也是情绪化的评论：“假如说，司徒乔同志所画的是一幅幅‘血和泪交织’的油画、水彩画和素描，那么，冯伊湄同志昕写的也是一篇篇‘蘸学术研究1992年第三期107泪成书’、‘呕心铸字’的散文。假如说，看了司徒乔同志的画而无动于衷的，‘是没有良心的人’，那么，读了冯伊湄同志的文字而无动于衷的，恐怕也该是麻木不仁的人吧!"这种火辣辣的感情，都从他的笔尖下奔涌出来。他在评论孙犁的《津门小集》时，摘引了书中的一段雨天小景，然后充满激情地写道：“这不是一幅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图景么?然而在作者抒情的笔墨下，却写得那么情景交融、亲切动人，它轻轻地抚动着我的心弦，赛似春霖在润泽着千花百草。”这不仅在评论，而且在抒情。在这些带情感的批评中，批评·家都走进了作家作品之中，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感受作家所创造的情感世界，内心充满，喜悦之情。另外，批评家对某些能够勾起对往事回忆的作品，如柳杞的《山径崎岖》、刘真的《长长流水》和林遐的某些散文，也都特别动情。他说：“也许，我对这一类作品有点偏爱吧，因为它们把我带回到过去革命战争中那些艰辛而又美好的岁月里去，使我想起许多往事，记起许多故人。”如果我们读过黄秋耘的回忆录《风雨年华》，那就不难理解他这种偏爱的挚着感情：“我什么都不能忘记的，无论是爱还是恨。这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因此，当他读到这一类的作品时，就感到好象有一股暖洋洋的温泉灌进了他的心似的。他写评论虽然特别重视直觉、感受和顿悟，但是，象这样从整体印象作赏鉴品评和价值判断，决不亚于那种理性爬梳和反复论证的思辩式的评论文章。批评家虽然偏重予情感的批评，但是对于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他却能够运用比较思维，对作家的美学风格作整体把握，区别出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如指出赵树理的“鲜明淳朴乐观幽默矽的艺术风格；周立波的。鲜晚而凝炼"的艺术风格j梁斌的“崭新的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杨朔以“浓郁的诗意见长"j刘白羽以“磅礴的气势取胜”；曹靖华以“绵邈的情调著称修；而秦牧又以“丰富的知识、挺拔的文笔为其特色"…”·既然风格的形成是一个作家成熟的粝菇，那么，风格的发现和准确的把握，又何尝不是一个批评家成熟的标志呢?黄秋耘这种浓烈的感情，更直接地表现在他的许多文学短论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聂华苓女士译成英文，收进《百花齐放文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两篇——《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刺在哪里?》。前一篇写于1956年9月，它针对当时有些作家粉饰生活、掩盖矛盾的不正常的现象，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饥馑，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存在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呼吁作家应该有勇气去为民请命，反映人民的疾苦，去抨击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东西，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写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勇于干预生活。"批评家在这里，就是大胆地干预了生活，既肯定生活，也批判生活，这在当时确是表达出了人民的呼声，是道出了人民心中所有而作家笔下所无的真言。后一篇写于1957年5月．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某些人认为文艺情况很好的论调，指出真正能够激动人心的作品并不多见，其原因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文艺工作的束缚，造成了粉饰现实的作品受到不：108应有的赞扬，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受到不应有的责难和打击的怪现象。批评家直抒脚臆地写道：“一个作家最大的痛苦，是在于不能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写下自己心里的话，而在自己所要说的话和别人认为他应该说的话之间作一种折衷和妥协。"这又是道出了多少正直作家的心声I它在当时引起了多么强烈的反响。此外，还有《启示》、《创作和批评的障碍》、《锈损了灵魂的悲剧》、《犬儒的刺》等篇，都是“干预生活"之作。《启示》是以向鲁迅学习，谈到自己所得到的信念。他说：“假如艺术不能把真理的火种传播于人间，假如艺术不能为人类的现在和未来而战斗，假如艺术不能拂拭去人们心灵的锈迹和灰尘，假如艺术不能给人民以支援和裨益，这样的艺术就毫无价值，也毫无意义。"这样的信念在他的心中与日俱增。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缺少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心，缺少对生活的高度热情，缺少“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人道主义精神，缺少“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大勇主义精神，就没有崇高的人格，也没有真正的艺术，剩下来的只不过是美丽的谎言和空虚的偶像。其他几篇短论，有对于大胆而深刻地揭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赞扬，有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的独特见解；有对于随风起哄、推波助澜的针砭，这些都是有激情、有义愤的精辟之见。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的这些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他没有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日子也并不好过。尽管受过严厉的批判，他仍然保持着为民请命的信念，对遭遇到不幸的人，充满着同情心。1962年，他发表了一篇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就是通过历史故事提出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痛苦的严肃问题，隐晦曲折地表达了人民的呼声。作者确实有感而发，是“借杜甫的酒杯，浇自己的垒块”。就是到了粉碎“四人帮"后，看到一些好的作品受到不公正的指责，他也是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为之辩护。如《没有坏人就没有悲剧吗?》就是据理力争，为谌容的《人到中年》作品叫好。反对这篇作品的人认为作品中没有出现一个坏人，而几个主要人物都遭遇到不幸，这些悲剧的描写，难道不是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吗?批评家却认为这篇作品好，好在它说出了人民群众心里的话，提出了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希望党和政府更多地关心中年知识分子和干部职工的困难疾苦。批评家反驳了没有坏人就没有悲剧的论点，大胆地指出：“只要在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着愚昧落后和不合理的消极因素，还存在着害己害人的封建观念、官僚主义和各种不正之风，那么，象《人到中年》中所反映的悲剧是不可能绝迹的，和《人到中年》同一性质的作品还会继续产生，而且不会是毫无用处的。"可以看出，批评家这篇由强大的情绪之流凝结而成的批评文字，它的内蕴还是强烈的爱憎感情，还是大胆的对生活干预。这正如他在《国家不幸诗家幸》文章中所说的：“对于和社会正义相对立的‘丑’和‘非’无动于衷、不感到义愤填膺的人，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才华和智慧!"正因为批评家具有人类最强烈的感情——爱和恨，所以他的批评文章能够喷薄出浓郁的诗情。可以看出，，他的为民请命的思想象一条红线，贯串着他评论创作的始终。义愤出诗人，这在古今中外都没有例外。无爱无恨，也不会有精辟的、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文学批评。109黄秋耘的这种火辣辣的感情，这种挚爱人生的热情心肠，又是同他的经历、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黄秋耘1935年秋季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书。入学后不久他亲身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他在柯灵主编的《艺文线》上发表了处女作报告文学《矿穴》。但不久就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他被迫离开了清华大学，也告别了文学。他投笔从戎，军训后即在抗战部队和军事机关服役，从下级军官当到中级军官。有一段时间，接受党的任务到粤西电自县建立地下党的组织，从事武装斗争。他经历过很残酷的生活，看到过很可怕的场面。但这并没有使他只想竭力保存自己；相反，他“看到别人的悲惨遭遇，总是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总是觉得这个世界应该变得更美好一些。这种革命的人道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我的人生哲学和文艺思想的核心。”1941年，黄秋耘在香港协助张铁生编辑综合性刊物《青年知识》周刊。这是他“从投笔从戎转到投枪执笔的开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黄秋耘又从事地下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在香港·问中学和一间学院里教书，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这期间，他出版了散文集《浮沉》，报告文学集《控诉》，还跟一个朋友合作译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搏斗》。建国后，他先后在南方日报、新华通讯社工作。1954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大部分时间在《文艺学习》和《文艺报》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他主要负责出版工作中的辞典修订工作。黄秋耘的创作经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事是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只是我的情妇。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情妇就逐渐取代了合法妻子的地位了。”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专业作家。从黄秋耘的经历来看，他从“一二·九”那个年代真正开始认真思考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真谛，并且初步树立起后来主宰了他一生的信念。但是，他认为自己“具有太软的心肠和特别敏感的气质”，而且“感情丰富，性格强烈而又善于克制自己”。当时，他看到了中国老百姓生活艰难苦楚，他说。“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完全起源于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而是同时萌生于那些硬邦邦的、充斥着跳蚤和虱子的被窝里的。”他考进清华大学是仰慕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俞平伯等名师的指导。但是，当他和名师接觎后却产生了另一种感觉：“与其说，闻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翔实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吸引着我们，无宁说他是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沉的悲悯感情激动着我们。”所以，经过“一二·九"的洗礼，他决心要参加革命，其目的“概括起来说：一是要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二是要使做工的、种团的老百姓都能不愁温饱，有闯象样的房子和几床干净的被窝，并且做国家的主人。这样就是我心目中所向往的社会主义社会了。”但是，就连这种低标准的社会主义，我们的革命志士为之奋斗了几十年，有的目的达到了，有的目的也并没有完全达到啊!所以，批评家以他特有的丰富感情和锐敏的目光，往往发现生活中不尽如意的事，写出一篇篇干预生活之作。他在《犬儒的刺》中写道，文艺批评家“要有学问，要有修养，要有真知灼见．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更重要的，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要有直道直言的特操，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说明，110一个对革命事业怀着无限忠诚和高度政治责任感的作家、批评家，总是敢正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的，总是能够同人民同甘共苦、同歌同哭的，总是充满着政治激情的。当一个人心中的火焰早已熄灭，我们怎能希望他会燃起别人的心?黄秋耘偏重于从抓住自己心灵的深切感受出发，用自己的切身体验来品{乎作家作品，这也是和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民族审美习惯和传统思维的渗透分不开的。黄秋耘由于受到舅舅、南社诗人马小进和叔叔黄恕和的薰陶，从小就养成了对文学的兴趣，爱读古今中外的名著，特别是爱读中国古典诗词。他中学毕业后，考上了英国伦敦大学而不去，却到北平清华大学去读中国文学系。1941年他在香港工作后，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特别是对杜甫的诗歌，读得如醉如痴。他在《学杜卮言》中写道：“最使杜甫成为我底热爱和仰慕对象的，不仅是他的丽旬清词，更主要的还是他底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他在文章中谈到在少年时代读杜诗的情景，总是好象跟一位聪明正直的长者在促膝谈心，又好象跟一位严肃认真的知己在挑灯夜话。“多少次的颠踬曾由他搀扶，多少次的苦闷曾由他排解，多少次的彷徨曾由他启导，多少次的痛楚曾由他抚慰。我想，这不仅是诗歌的艺术魅力，而且是诗人的人格力量在感召着我。”这也从另一面，使我们看到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在人格力量上对黄秋耘的影响。虽然，黄秋耘读过不少外国的文学名著，但是作为文学批评的运思方式，他还是接受了传统的重视直觉、感受和顿悟的方式。古代的诗文评论家倚重的是体味、品评，并不着意去推演与思辩。诗评家朱熹说过：“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才有所益。，，(转引自魏庆之《诗人玉屑》上册207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小说评论家金圣叹则把这种传统批评过程中直觉思维：孢特点描述得格外真实、生动：“文章最妙，是此一刻被灵眼觑见，便于此一刻被灵手捉住。盖珞前一刻，亦不见；略后一刻，亦不见；却于此一刻，忽然觑见，若捉不住，便寻不出。”(金圣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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