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辽的学术思维徐保卫（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京）陈辽的学术事业几乎是和共和国的起步同时拉开序幕的。他是中国学术界为数不多的、曾经取得过巨大学术成就、并且至今仍然活跃在文坛上的著名学者之一。在长达50年的辉煌的学术生涯里，他历经风雨沧桑，数度蹉跌而后奋起，在身后留下了一串曲折艰辛又踏实坚定的足迹。人们还记得，1957年，在反右派风暴袭来的前夕，他直抒胸臆，大胆陈辞，对某些大人物反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错误言论提出了尖锐而又合理的批评，从而震惊了学术界，乃至引起了中共最高层领导的注意。他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意气和勇于捍卫科学真理的率真精神，至今使人称道不已。1959年起，陈辽即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祸肆虐，学术界人人自危，闻学术而色变，而陈辽却以巨大的毅力，在牛棚中默默地开始了探求科学真谛的努力。他花了20年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并且坚持摘抄卡片，写学习心得，他的这一努力，后来终于演绎出了一部长达66万字的杰作《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成为中国美学界的重大创举。也正是通过这一次次搏击，展示了陈辽惊人的胆识和勇气。陈辽的学术研究始终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扑朔迷离的变数。正如许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并且指出的那样，他的身影活跃在许许多多而不是少数一两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活跃在美学、中国古典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化学、思想史，乃至历史学、经济学、人才管理学等完全归属于不同门类的十余个学科里。在这些被人们习惯地认为存在着巨大天然疆界和严谨学科分隔的各自不同的领域里，陈辽娴熟自如地和自由地来回穿越，他的批判意识和思维能力毫不困难地洞穿了形形色色的桎梏障壁，从而形成了一种罕见而又奇特的学术现象。他的《叶圣陶评传》既是一部出色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专著，也可以归入传记文学之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稿》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在《周太谷评传》一书中，他第一次尝试着对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流派进行了全面剖析，包括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学术源流、社会影响、历史背景。《文艺信息学》带给人们的则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当它问世时，信息这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他所撰写或主编的《新时期的文学思潮》、《中国革命军事文学史略》、《刘鹗与（老残游记）》、《地球两面的文学》、《唐代小说与唐文化》、《三国谋略成功术》、《江苏新文学史》、《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几乎每一部都指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而且在不同的领域里留下了一个个前进的路标。而最近刚刚问世的四卷本的《陈辽文存》，则对他的学术成就和风格作了更加全面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展示，这里不但有着人们熟悉的、作为文学理论家、文史学家的陈辽，而且还有着人们不熟悉的、作为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陈辽。即使是这种偶一为之的客串，也同样显示了作者的身手不凡。例如，关心经济的人都会知道，从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不再对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规定具体的数字指标要求，而只是对其作出合理的、大致的预测。而这一做法正是陈辽前此四五年来反复呼吁的内容。他不止一次地撰文指出，硬性的高速发展指标是造成中国经济近年来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根本原因。应该及早取消。他的《保守：一种制衡力量》一文发表后也产生相当反响。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陈辽以他一贯的简洁明快的风格指出，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中国的保守派的存在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因为151　方数据万论陈辽的学术思维它是对激进派的一种有效的制衡。实践证明，保守和激进是缺一不可的。他举例说，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借助于上述两种政治势力的折衷调和，从而组建成了以中间派为主要特色的、代表最广大民意的、稳健型政府。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家的群体，实际上是由许许多多具有不同个性和研究方法特点的人所组成的。不过，如果按照他们对科学的贡献来划分，那么他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件不同类型的人。～种社会科学家是因为他们对社会科学的某一个或若干个重大发现而被载入史册的，他们的发现为我们对某种文化或社会现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对社会科学在未来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预见，仅仅有这些，他们已经足够伟大了。然而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社会科学家，他们对社会科学的贡献不仅仅是提供个别发现，而是在许多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创见。简而言之，他们的创造性思维本身就推动了人们对科学发现的新认识，从而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而陈辽就属于后面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家。构成陈辽学术创新平台两端的，一端是惊人的胆识和勇气，另一端则是杰出的智慧和创造能力。陈辽的学术思维中弥散着一种野性的思维魅力，一种吞吐包孕万物的、至大至刚的气象，一种圆通广大、睿哲融觉的智慧观照。我们从这里既可以领略到他的天才的直觉、严谨缜密、丝丝入扣的逻辑推理，也可以领略到他在长期学术历练中形成的深沉经验。1931年9月22日，陈辽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临江乡一个清贫的小学教师家庭。海门位于苏北大平原东南面的万里长江入海处，东面不远就是一望无际、烟波浩渺的东海，南临波涛翻滚的长江，隔江与大上海遥遥相望。海天交汇，气象万千。中国历来有“人杰地灵”的说法，不知道陈辽的聪慧是否与海门壮美的自然风光有关？临江乡虽然地处农村，但是空气并不闭塞，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家庭背景更是从小就给陈辽注入了忧国忧民的命运色彩：陈辽原名陈拯阳，他的诞生之日，正值东北“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天。他的父亲陈纪纲给自己的长子选取这样的名字，无疑是寄寓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他希望儿子能够永远记住中华民族历史上这一屈辱的日子，并且将来长大后投入到拯救日寇铁蹄占领下的沈阳人民的正义斗争的行列中去。参加工作以后，陈拯阳改名陈辽，这个改动并没有忘记父亲的谆谆嘱托，而是把自己的责任更加放大了，我们知道，沈阳是辽宁省的一个部分。人们常常谈到伟大的母爱在英才教育中的作用，这一说法在陈辽身上又一次得到了证实。陈辽的父亲是一个正直而又学识渊博的乡村教师，不过，他的性格似乎比较柔弱。在陈辽的童年印象中，他的母亲顾杏元留下了更强烈的影响。顾杏元有着相当强烈的事业心和干练泼辣的性格，她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当她发现自己村子里缺乏教育时，就毅然在自己家里办起了私塾，招收了三四十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而且一个人独自承担起了国文、算术、音乐、体育等全部课程。正是在母亲的教诲下，陈辽开始了他的启蒙学习。母亲是慈祥的，又是严厉的，在上课时她只允许陈辽象别的学生一样称她为“顾先生”，放学以后才准叫妈妈。陈辽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县教育局听说他母亲私自办起了小学校，下令取消。而他母亲认为自己兴办教育并没有错，坚决抗命拒不停办。县教育局在万般无奈下，于是以检查教学质量为名，派员下来巡视。陈辽的母亲毫不畏惧，一如既往，沉着镇定地当着来人的面照样上起了课……在后来的不屈不挠、奋发治学的陈辽身上，我们是否或多或少能够发现一点他母亲顾杏元的影子呢？少年陈辽无疑是具有某些天才的秉赋的。这位未来的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享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的研究员、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他所学到的系统的学校教育仅止于高中一年级。由于他入学早，再加上考初中时又跳了一级，他十三岁时就成了一名高中生。就在第二年的秋天，在他十四岁生日还差一个多月的时候，象当时所有向往进步的热血青年一样，陈辽终于告别了学校，投身到抗日革命队伍中去。即此而言，少年陈辽似乎距离一个杰出学者的目标还十分遥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的绝大多数的十四岁的少年人，不但大概还没有脱下红领巾，而且初中还没有毕业。按照学术研究人员培养的标准模式，从一个初中生到一个成熟的研究人员至少还有六七年乃至十余年的漫长的道路要走。他还必须经过高中，大学，乃至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学习。而这一些，陈辽都是缺少的，尽管他起步走的够快的，但是似乎却不够远。然而陈辽也有一些别人所缺乏的东西。根据陈辽的回忆，从小他的父母亲就对他进行各种强化训练，给他“开小灶”。几乎还在童年时期，他们就开始让他学习和背诵古典诗歌，稍大一些，则是古文。上小学以后，除了每天课堂学习以外，放学后他父亲还要指点他逐篇学习《古文观止》、《清文评注读本》中的古文名篇，从而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因此，少年时代的陈辽就能摹仿古人的口吻，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了。而对数理化，尤其是几何学的兴趣，又使他逐步形成了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这一些对于后来陈辽的治学显然不是没有影响的，坚实的古文基础为他阅读古代文献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则成为他的批判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还影响到陈辽的治学方向的重大改变：青年时代的陈辽兴趣152　方数据万学海2001．3非常广泛，他写作新闻通讯，自己填词作曲创作歌曲……但是后来，由于他对自己逻辑思维优于形象思维能力的自觉，尽管他的艺术创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最终还是放弃了文学创作而转向了理论研究。但是，在陈辽的求学经历中，我们迄今还没有找到或者是指出他的天才的秉赋的核心成份，这就是他的自我教育、自我引领学术方向的欲望、兴趣和能力的形成。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自觉自愿地、系统化地了解和吸收新事物、新方法、新科学、新理论的学习活动，它类似伟大的《庄子》在“庖丁解牛”一节中所描写的那种与自然规律天然契合的神秘的美感经验，即一种既是形而上的、超验的，同时又来自于实践的自觉的领悟。正是这一点，把少年陈辽和后来的享誉国内外学术界的著名学者陈辽联系到了一起。这是陈辽的学术创新平台的根本和核心，通过不断地、持之以恒的知识输入和回馈，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高度运转的思维机制。这种思维机制是向所有的学科开放的，同样，所有的学科也是向它开放的。在《我的学术评论和研究之路》一文中，陈辽陆陆续续地回忆说：“……正式上了小学，粗识两千余字后，即似懂非懂地阅读家中的文学书籍。《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在我三年级以前都已读过。鲁迅、茅盾的短篇，郭沫若的新诗，也读了一些。”“锡类中学是所教学学校。图书馆藏书的丰富，一般中学是难以望其项背的。在高中一年级读书的一年里，我以每天平均读一本书的速度，阅读了该校馆藏的《茶花女》、《基度山恩仇记》、《简?爱》、《包法利夫人》等近三百种篇幅长短不等的外国名著。……”我们前面说过，即使在文革浩劫期间，他也没有停止学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功夫在诗外’，研究工作也不能局限于本领域的研究，各个学科都有左邻右舍，对它们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谈谈我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我除了阅读与文学直接有关的书刊外，凡是与文学有关的其他领域的书籍，我也阅读和浏览。一部二十四史，我硬是花了几年时间把它读完了。”（《我的学术评论和研究之路》）从表象上看起来，陈辽的阅读具有乱读的性质。然而这种时而有方向、时而又没有方向的乱读，尤其是不分学科、不分领域的大量的乱读，能够产生一种通感，它不再受到传统的规范限制，而是在更深层次上经过反复的比较、碰撞和升华，渐渐积淀成一种思维秩序的新晶体。我们下面将要指出，正是通过这种内容广泛的持续不断地阅读和反思，陈辽形成了他独特的以整体性或者说以系统化为特征的理论观。这就是陈辽的大学，他的研究生进修班。这种自我教育最初只是一种少年天才似的即兴化的，然而很快就转变为有规律的和自我强制性的。它既是一种学习方式，然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对于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来说，就意味着他从此放弃了闲适的、悠哉游哉的生活享受，意味着他选择了一个自我放逐的、永远不复有出头之日的、终身性的苦役，也意味着他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愿意与之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生命的支撑。也许正是由于从这种自我终身教育中尝到了甜头，并且急切地希望向更多的人推荐这一学习方式，1957年4月，即在反右派的风暴袭来前夕，陈辽还写下了另外一篇文章《填空、去昧、戒骄》。在这篇文章里，他真诚地、热烈地，然而在今天看来多少是有点天真地向那些高声叫喊“‘双百’方针发表后，形势糟得很”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做出错误的判断，而是应该积极加强学习，努力充实提高自己，使自己努力跟上不断前进的时代的步伐。众所周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不学无术而又骄横不可一世恰恰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本质特征之一，他们动辄指责别人“右倾”，“倒退”，认为学习知识是“向资产阶级投降”。正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从根本上无视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规律的瞎指挥，才出现了“共产风”、“浮夸风”、盲目跃进等一系列深重的灾难。陈辽这篇文章指出他们空洞而又骄昧，可以说是活活画出了他们“假大空”的形象，捅到了他们的痛处。因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左倾教条主义者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是根本不可能也不愿意接受陈辽的这一建议的，因为一旦大家都驱除了愚昧，他们那一套还能混得下去吗？这样一来，陈辽在反右派运动中遭到“留党察看”的错误处理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陈辽这篇文章时，它的意义和价值也许不仅仅在于它的历史文献性的作用，甚至也不仅仅在于它洞见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在于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陈辽的源源不断的学术智慧的源头的自我揭秘。在对新知识的汲取上永不满足，在对学术研究的事业探索上永无止境，学习、学习、再学习，提高、提高、再提高，是陈辽不断对他人，同时首先是向自己发出的至高无上的命令。“生而为人，我要不断认识生活，我要不断接受教育和再教育，我要获得审美享受，我要娱乐自己，我要宣泄自己的某种情绪。”（《我的“书”观》）时至今日，年已古稀、在别人看来早已功成名就、应该激流勇退的陈辽仍然没有放弃这种生活方式，大量的、快速的、持之以恒的阅读和写作仍然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陈辽的学术思维是和他的自我终身教育机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它们本身就是同一思维方式的两面，即持续不断地、相互关联的输入和反馈活动。因此，从外观上来看，它们必然呈现出某种同样153　方数据万论陈辽的学术思维的特征，亦即犹如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的和犹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似的勃勃生机。诚然，就陈辽的研究对象和领域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不包含着一些相对稳定和持续性的内容。例如，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就是如此。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抑或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陈辽一直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分析观察文学界的各种现象，从他在1989年前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对刘小波等人所倡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的文学观念的批判，到他近年来对少数学者提出的、要用抽象的人性论来改造中国文学史的说法展开的论争都是如此。无疑，这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系统研究和把握。不过，和某些动辄就以权威的面目出现、面貌“左”的吓人的学者不同，无论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还是文学界内部的论争，陈辽始终是坚持说理的。即使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陈辽的态度也是清醒的，开放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和民族形式》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即经典作家形态、现代形态和当代形态作出了严格的区分和界定，并且明确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继承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当代形态的创造者，只有通过我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永葆其青春。对于陈辽而言，不存在任何永远臻于完美、可以停滞不前的事物，即使是神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也是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数十年来，陈辽一直在用一种滚动式发展来不断拓宽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使之既能够保持其基本特色和前后一贯性，同时又能够用来接纳一些新文学现象。作为一个资深的现当代文学评论家，他无疑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事实上，现实主义创作也始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但是即使如此，陈辽也在不断给现实主义理论注入新成份，以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他又相继分别提出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和理性的现实主义的观点，用来捕捉文学界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新现象，和勾勒出这些新现象变化演进的主流。不过，陈辽对现实主义的偏爱，他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理论的做法，也没有排斥和反对其它文学理论、文学流派。他是新时期最早为通俗文学的繁荣而大声赞好的评论家之一，他承认文学具有教育和认识功能，同时他也承认文学具有娱乐和心理渲泄功能。陈辽在学术研究上蓬蓬勃勃、积极进取的态度和形象掩盖了他的学术思维的精密微妙之处。它们容易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他的学术思维的外部特征，使人们只看到它的在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之间大幅度转移的跨越性，而忽略了它在本质上，即深层次的思维结构上的严密性、一致性和有序性。陈辽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他给自己规定的学术研究目标是不断地开拓创新：“我在学术研究工作中遵循着‘开荒地’、‘攀高峰’的守则。所谓‘开荒地’就是开辟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所谓‘攀高峰’就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在我看来，搞学术研究，应该走前人不曾走过的路，开拓前人不曾研究过的领域。当然学术研究工作不可能一切都是白手起家，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高或吸收，运用和发展前人研究成果的结果。因此，又需要‘更上一层楼’，攀登这个领域的高峰”。（《谈谈我的的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既然是“开荒地”，既然是“攀高峰”，就必须有超越他人、开拓创新的胆略和勇气，“……过去人们常说，艺高人胆大，这是不错的。因为你只有掌握了某一门艺术的客观规律，才能大胆地运用这一艺术客观规律写你要写的作品。然而问题也还有另一面，胆大艺才高。即：只有思想解放，大胆地进行艺术实践，作品的艺术质量才能得到迅速地提高。”（《叶圣陶评传》，第113页）不过，我们想顺便指出，陈辽的开拓创新的勇气，他的“开荒地”、“攀高峰”的学术研究目标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仅仅适用于他本人。它是基于他对他本人所拥有的学术资源、学术思维方法、学术兴趣所进行的全面评估后而提出的奋斗目标。换而言之，陈辽的学术思维并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如法炮制、简单地拿来享用的大众食品，而是经过相当长时间训练、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以某种理论为指导的系统化的学术研究方式。陈辽对于自己的学术思维肯定是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探索，有着深思熟虑的思考的。最早的一个有启示性的迹象发生在50年代，在他所撰写的一篇文学评论《铁划银钩出金环》中，他分析了描写现代革命斗争题材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中一个女英雄金环的形象，并且指出，作者李英儒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造出金环这个泼辣干练的人物，在于他借鉴和吸取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对农民起义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等人的描写经验。非常有趣的是，据说，小说作者本人最初对此几乎并不自觉，然而经过陈辽指出，李英儒也不由的不心悦诚服，他承认在潜意识中《水浒》、《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对农民英雄的描写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这个事例不仅表明了陈辽的观察敏锐和擅于分析，更重要的是，它预示了陈辽的独特的思维方法的形成，以及他的整体化思维原理的萌芽，即通过对某种文学现象的深入剖析，交叉串联起各种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的研究。在上面提到的这个案例中，具体地说，就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通俗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研究。】54　方数据万学滴2001．370年代末，是陈辽的整体性构想进入成熟的阶段。当时，国外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来，至于大量的宣传则是更后一段时间的事。不知道它们对陈辽的整体性思维原则的形成有无影响，不过即使有的话，其影响也微乎其微。因为陈辽在作此思考时的语言风格完全是他自己的，他在表述时还包含着某种初期的朦胧。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朦胧，显示出他天才的直觉能力。在一篇文学评论中，他指出：“……不仅世界的生活是一个整体，中国的生活是一个整体，小而至于一个工厂、一个生产队的生活也是一个整体。”（《陈辽文学评论选》，第250页）到了90年代末期的《陈辽自述》中，他的这一思考则成熟多了。他写道：“我在文学研究中把文学看做是一个整体，从整体中把握和研究我所研究的问题。当代文学、现代文学是整体，当、现代文学和近代、古代文学也是一个整体；中国文学是整体，中国和外国文学又是一个整体；文学创作是整体，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又是一个整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是整体，它们和文学理论联系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作家作品是整体，作家作品和读者又是一个整体。正因为我把文学看做是一个整体，所以我的文学研究工作从来不局限于某一专门领域。”在陈辽看来，学术研究中的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分工就象是一连串大大小小、环环相扣、异质同构的同心圆，这些同心圆有形式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不同。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对象、材料、学术规范，从而标明它们各自的性质和特点。但是，作为同样是人的大脑的精神创造活动，它们又都被归并在思维结构这一最高范式下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产生内在的、普遍的、广泛的联系。按照陈辽的逻辑，我们还可以说，社会科学也是一个整体，归属于社会科学门类下的诸学科，如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尽管无论从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来看，它们之间有着千差万异，然而它们都同样是以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共同对象的，而且理性的分析也是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按照陈辽的逻辑，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推理说，在更高层次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同样是一个整体。尽管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但是它们都以存在为前提，即假定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中，是存在着某个可以被把握和发现的秩序或者说客观规律的，正是这种有秩序的美感的理想的诱惑，导致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不断努力，试图揭示出人类现实社会和宇宙发展的奥秘。其实不难看出，这种秩序性和美感，恰恰是人的大脑构造和活动的同一性的表现，亦即是人类思维赋予外部世界的一种理念。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在本质上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是功利化的，即强调实践是检验它们真实与否的唯一标准。当然，在具体的检验方法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不完全一样的条件：由于社会科学和它的研究对象在现实生活中是高度互渗的，社会科学家既不可能在观察社会实践时置身事外，也不可能让社会实践重演一遍以验证他们研究的结果，因而实践检验的标准，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相对比较模糊，而自然科学家在封闭的实验室环境中则可以力求相对准确。不过，模糊也好，精确也好，它们服务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需要、服务于人类的利益、福祉、理想的终极目标却又是一致的，这也是人类加于它们的共同特征。美的发现总是依赖于具有发现美的能力的眼睛。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再美妙的音乐也是没有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陈辽的学术研究为什么是风光无限的了，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学术思维就是风光无限的。世界向无限深广拓展的可能性，和这种可能的先验化的秩序性，使我们不禁想起康德的名言：“位于我头上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呈现在陈辽的学术视野中的大干世界林林总总的各种现象：茂密的丛林、广袤的沃野、深不可测的大海，高楼林立的城市，犹如一幅极其生动美妙而又相互联系的画面。正是从这种普遍联系出发，他可以时而急切、时而舒缓地在这片广阔无限的领地上巡游，用他的智慧的思维利剑，从这一点或那一点上切入科学的网络，然后不断地跨过各种学科的标志，追踪下去，直到他兴尽而归。这种巡游反过来也激发起他更深入走进未知世界的欲望，他越是深入地走进这个世界，就会越多地发现这个世界存在普遍联系的证据。这种探索、发现，发现、探索……的不断循环往复的思维之乐，使他深陷其中，无法止步，犹如穿上了神话中所传说的那双令人着魔的红舞鞋。时光如水，岁月流逝，如今的陈辽已是70岁的老人了。60多年前，他从海门临江乡向我们走来，且行且远，逐渐长成了一个巨人。回首历史，临江乡那屹立长江边的高大的江堤是否依然？大堤脚下，那日日夜夜向东奔流不息的、激扬飞溅的大江的浪花是否依然？聊作者简介：徐保卫，1954年生，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责任编辑i兆年）155　方数据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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