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汉代引文，是指汉代学者在口头辩说或书面撰写时对前人文句的引述。 中国的引文风习源远流长。《尚书·盘庚》载：“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1]（P169）这里的迟任之言，应是我国现存文献中出现最早的引言。 《诗经》《左传》《论语》等重要经籍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引文现象，后来的《孟子》《荀子》等书中的引文出现更为频繁。引文风习世代传袭，逐渐成为人们作文时的重要习惯。 引文风气与其他多种文学风习一样，它的盛行与嬗变总和时代的社会政治变迁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较而言，汉代引文风气更为盛行，无论经史子集何种文献都存在大量引文现象。 汪文学在《中国人的精神传统》中指出：“这种引经据典的写作方法，在汉代更是一种很普遍的习惯。 ”[2]汉代引文规范的确立与嬗变，与汉代政治变迁密切相关，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一、质木尚简：汉初崇武轻文与引文之风的寡淡

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儒生引文最为多见。 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学派奉行崇圣尊经的理念，重视前代圣贤遗训；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经文丰富，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谓的“博而寡要”，为后人引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源。 汉代建国伊始，崇武轻文的国家战略影响到国家的用人策略，致使擅长文化建设的儒家学子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即皇帝位，但当时的政权并不稳固，面对不轨功臣与北方匈奴的内外威胁，刘邦不得不力求以武力稳定政权，无暇顾及国家的文化建设，朝廷更多依赖善于打仗的武将功臣。 《史记·儒林列传》指出，当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 孝惠、 吕后时， 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3]（P3117）。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生。《汉书》卷四十三《郦食其传》载：“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 与人言，常大骂。 未可以儒生说也。 ”郦食其见到他，不得不“因言六国纵横时”，才引起他的兴趣[4]（P2105-2016）。 随后的几位掌权者又崇尚道家思想，对于儒生的接纳依然较少。故《史记·儒林列传》云：“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3]（P3117）可见汉初儒家学子不受统治者待见，已是不争之事实。

深受儒家学子喜爱的引文之风在汉初受到了打压。 继萧何为相的曹参，在选拔官员时“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3]（P2029）。 又《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同传裴骃《集解》：“瓚曰：‘令直言，勿称经书也。 ’”[3]（P2071）周勃所谓“趣为我语”，就是要求儒生们有话直说，不要引经据典高谈阔论。 汉初君臣基本行伍出身，文化水平不高，说话和作文都喜欢直来直去，不太注意行文的绮丽秀美，对于引经据典的说话方式自然比较反感和排斥。

尽管儒生在汉代初年不受待见，但依然不乏以身相试者，叔孙通和陆贾就是代表。 他们为了强调己见，在著书言说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引文的方式来说服君王。 叔孙通为汉初朝廷立礼仪，让刘邦首次体验到做帝王的乐趣。 《史记·留侯世家》载：“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 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 上详许之，犹欲易之。 ”[3]（P2046）叔孙通在创立礼仪时极能变通，但在见到太子即将被废时，身为太傅的他为了增强谏诤的说服力，不得不“称说引古今”，企图以古今案例的经验教训来打动刘邦，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陆贾《新语·术事篇》云：“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 ”[5]他认为只有善于言古或述远，才能正确地处理眼前的事情， 因此他在讨论政事时就非常喜欢征引古文。《汉书》卷四十三《陆贾传》：

（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以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怿，有惭色，谓贾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 吾所以得之者， 及古成败之国。 ”贾凡著十二篇。 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4]（P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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