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文学工作坊:作家面对“非虚构”写作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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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已然成为了一种写作“热”。但亦有声音说,如果什么都可以被叫作“非虚构”,“非虚构”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今年,作
从各大非虚构写作平台到抖音快手的视频直播,“非虚构”已然成为了一种写作“热”。但亦有声音说,如果什么都可以被叫作“非虚构”,“非虚构”是不是也就不存在了?
今年,作家王安忆为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新开了非虚构课程,但她推荐书单上的绝大多数为西方人作品。10月17日,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在南京举行,今年的主题恰是“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
耐人寻味的是,一天的活动下来,大家在“非虚构”“真实”等概念中打转,对于中国“非虚构”的定义、范围、意义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可以想见,若要每人都开出一份心中的非虚构书单,也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
“深究争论的实质,还是在于文学性与真实性的边界不清晰。”何伟非虚构系列作品中文译者李雪顺说,美国非虚构作家、普利策奖得主、何伟的老师约翰·麦克菲写过一本《写作这门手艺》,其中提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诺曼·麦克林恩于七十多岁时写就的自传性小说《大河恋》。这部作品只有“弟弟被杀”那里没有完全实打实去写——杀害过程真实,唯有地点做了转移,约翰·麦克菲因此认定《大河恋》还是一部虚构作品,“实际上,诺曼·麦克林恩本人对《大河恋》也是这样归类的。换言之,在美国创作界,假如99.99%的写作都是真实的,只有0.01%做了改变,它就不能被叫做非虚构。”
“我想在非虚构文学里,真实不应仅仅是目光所及的存在,对表象内部纹理的发掘也是真实的一部分。”作家梁鸿说。
如今《中国在梁庄》已出版十年,她正在写“梁庄十年”。年初回到梁庄,她看到村庄的西头盖起了一栋四层洋房,这房子特别时髦,放在欧洲都不会落伍。走进客厅,只见墙上挂了三张大照片,有主人曾奶奶的,还有主人爷爷奶奶的,都穿着上个世纪农村的衣服。照片下面则是墨绿色的沙发和北欧式桌椅。
那一刻,梁鸿对这样的反差感到特别震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局部的表面的具象的存在,但那其实只是真实的一部分,这部分怎么镶嵌到村民的精神状态中,怎么镶嵌到村庄的历史与现实环境中,恰恰更需要文学来进行呈现。”
对于非虚构,作家袁凌认同起码有一个标准——不能编造事实,不能杜撰对话,但光有必要条件是不够的。换言之,在真实的基础上,什么样的文本可以被称为非虚构文本,甚至是非虚构文学?
他以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为例,直言自己更喜欢《中国在梁庄》,“我觉得梁鸿在《出梁庄记》中有意识规制了情感表达,但情感的自在表达也是很珍贵的。我认为非虚构文学中完全可以有情感,甚至可以有想象,只是你要说明哪部分是想象。”
“在调查中,我们当然遇到过‘三和大神’,但不可否认的是‘三和大神’不足以代表 ‘三和青年’这一整个群体。”田丰说,社会学和文学最大的一点不同在于,文学可以聚焦个体人物的故事,但社会学必须关注群体的平均或整体状况,必须用足够多的样本进行论证。
在来这次工作坊之前,他特意读了文珍的《寄居蟹》,也是一个讲述“三和大神”的故事。他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个读后感是“文学创作比社会学调查容易好多”,“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调查里出现了,但按照社会学的学术规范,它没能出现在最后的书写中,因为找不到足量的相同案例。一般一次社会学调查下来,最后能在论述中使用的资料往往不超过总量的30%。”
但他也发现,和文学相比,社学会缺少了写作者对人物情感的关注,太强调“情感中立”。“如果让我重写这本书,我或许会融入更多的情感。”田丰说,“我现在也会想,如果社会学适当地加入情感,我们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更好体现人物的境地与社会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是应该学习社会学这种理性的思维,但如果非要像社会学那样归纳总结些什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梁鸿说,因为文学最终的任务不是归纳和总结,而是深入和发散,最终不是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告诉大家还有很多可能的方向,复杂的矛盾。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zonghexinwen/2020/1020/41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