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最经受不住传说所带来的冲击。如果传说带有戏剧性和感官的刺激性的话那就会演化成一种千古的爱憎。但是，故事越是带有戏剧性和刺激性离真实性也会越来越远。所以很多千古爱憎仔细看来其实都疑点重重，这样一想其实还挺令人心悸。

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加入了诸葛亮的名字，那绝对是不能想象的。同理；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如果少了曹操的名字，那也是绝对不能想象的。

我们在这里来一个奇妙的设想，如果魏蜀吴三国对垒不是从军事上来看，而是从文学上来一较高下，那胜负将会如何？

最先出局的应该是处在东边的长江流域的东吴集团。东吴集团中的骨干是一批年轻的精英，英姿飒爽：周公瑾全面指挥赤壁之战击败曹军时，只有三十岁；陆伯言火烧连营七百里，在夷陵之战大破蜀军时，也只有三十岁而已。清代的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论述道，三国鼎立，曹操所布控的是一种权术的组合，刘备所张罗的是一种性情的组合，孙权所带领的是一种意气的组合。我们在此循着这种眼光来看，当时孙权手下的年轻人的确是意气风发。而这样的年轻军人每天都在追求着在硝烟号角里的潇洒形象，他们就完全不屑于去吟诗赋文。他们的这种心态也深刻地影响着上层社会的整体氛围，所以，在孙吴集团中并没有出现在今天值得我们一谈的文化现象。虽然从经济上来看，东吴地区的农桑经济相比之下非常突出，航运事业也十分发达；但经济和军事相同，它们只能说是会影响文化，而都不能直通文化。

而对于西边的刘备所领导的西蜀集团，本来我们是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希望的。但是，诸葛亮的两篇军事文件却改变了这种局面。一篇是从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军事形势，叫《隆中对》；一篇是在出征之前的政治嘱托，叫《出师表》。

《隆中对》的文学价值在于对当时乱世的发展作出了清晰的梳理。注意，清晰并不代表就会有文学价值。但是，在这种大乱世的背景下写下的大清晰读来就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逻辑快感，当这种逻辑快感转化为了气势和结构，那么文学性也就出来了。

相比之下，《出师表》的文学价值就要高出许多。《出师表》的文学价值首先便来自于文章背后涵盖的所有人际关系整体的背景。诸葛亮从二十六岁左右出山辅佐刘备；到写《出师表》时已经是四十六岁，正好已经整整二十年。这时刘备已逝，留给诸葛亮的是一个烂摊子般的政治残局和一个懦弱无能的儿子。刘备遗嘱中曾说过，如果儿子刘禅实在无用，诸葛亮可以选择“自取”最高的权位。但诸葛亮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领兵征伐。这一次的征讨前他觉得胜负难料、生死难卜，所以他有必要对刘备的儿子好好嘱托一番。为了表明自己的话语权，还要把自己和刘备的关系拿出来说一说，一说，眼泪哗哗地就下来了。

这样的一个情景便是一个好文章的由来，感情基础有了，此时下笔就是真情流露，就会写得情真意切而不是流于辞藻，像韩愈《祭十二郎文》便是如此。《出师表》的文章开头便利落指出当前局势之危急——“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黜，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文章的中间，论述由军事形势转移到个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在文章的末尾更是令人动容——“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样的一篇文章很容易引起共情，美学效能出来了，当然能流传下去。

除去《三国演义》小说形象中的诸葛亮不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在千百年来一直被传颂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这篇《出师表》。历史上比他更有文学天赋且军事才能突出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但却都没有留下这样深刻的文化印记，所以他们都退出了人们的记忆。而只要有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印记的烙印在身上，即使是一次失败的行动，也会使得后世的一代代具有英雄情怀的人产生共鸣。老杜诗中所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便形容的是这样一种感觉。当然，杜甫一加持，《出师表》的文学地位也就更加巩固了。

接下来就是北边的曹魏集团了。不管人们给了《出师表》以多高的评价，不管人们因为这篇《出师表》而对诸葛亮产生了多大的好感，单从文学地位上来论，曹操要比诸葛亮高出了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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