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纪念碑”是我策划于

2007年的一套丛书，

历经十年，实际推出三十余种。

2007年，首先确立的选题是两卷本《纳博科夫传》，分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两卷。首卷《俄罗斯时期》2009年7月出版，市场表现颇为一鸣惊人，丛书就此正式亮相，进入广大读者的视野。2019年7月，《纳博科夫传》精装重版（标号依然为001和002）。

历经十年，实际推出三十余种，这套以经典作家传记为主要特色的口碑丛书已成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丛书之一。

2014年6月和2015年1月，应深圳“晶报”之约，我先后发表两篇策划手记：《“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作为丛书的“文学纪念碑”》这两篇，谈到了丛书进程以及影响比较大的几部书，明确提出我的选书标准：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

《纳博科夫传》活动海报两款

十年回顾，这次我想谈谈

“文学纪念碑”丛书理念

的形成和效果。

丛书名缘于俄罗斯一套同名丛书，该书系侧重介绍世界文学经典，亮点在于完备的学术性题解和注释，这是俄罗斯学者的强项。文学纪念碑，字面意思即文学的丰碑。借用过来之后，我从两方面作了压缩和强化。

文学，此处特指文学传记（亦囊括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传记性体裁），尤其经典作家的传记。源于其作品的深厚度及相应阐释空间，经典作家在文学史序列里属于第一梯队，文学史往往会给予很大篇幅；就传记而言，他们的传记的经典性毋庸置疑，随时代不断翻新，甚至多有重复；就读者接受而言，经典作家受众最广，读者寄予的情感相当深厚，且随着时光荏苒而层累。

纪念碑，无论是实体（体量）还是抽象意义（历史感、影响力），本身就具有传记性。巫鸿先生的美术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提出了“纪念碑性”。因此，当“文学”和“纪念碑”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特别有力量。诚如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的评价：“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就这样，丛书的范围大致框定。

据说，二十世纪是“传记”复兴的世纪。伍尔夫在世纪之初提出“新传记”概念，强调传记的文学特质。文学传记（或谓作家传记）在二十世纪中叶即结出硕果，诸如理查德·艾尔曼的《詹姆斯·乔伊斯传》，利昂·埃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沃尔特·贝特的《约翰·济慈传》，迈克尔·霍尔罗伊德的《萧伯纳传》等经典传记。这些作品既有学院标准，兼具上乘文笔。而且多被欧美知名传记类奖项遴选出，本身即有品质保证。譬如美国国家图书奖关注作品题材，普利策传记奖则重文本修辞。

经典作家如何与历史关联，

读者如何借由经典作家

进入对历史的观察。

丛书一开始选择的两卷本《纳博科夫传》和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即是传记典范，在知人论世和文学批评上做到极致，尤其作品解读可谓超卓，承续甚至再造了作家传记的伟大传统。两套传记在各自研究领域都有“终结者”美誉，两位译者也完美传达了原作的调性。

两套传记对于丛书思路的启发，更多的在于经典作家如何与历史关联。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在各卷前言中，约瑟夫·弗兰克再三阐述他的“文学传记”观：

“我所选择的方式——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生活置于他与时代文学及社会-文化史的相互关系之中——满足了广大读者的迫切需要。”

“文学传记作者不一定非得重点描写其传主个人生活中那些纯属表象和逸闻的细节，这些东西可以通过作家的作品来表现，而且应当严格地从属于对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学背景——它们与创作有直接得多的关系——更为全面的描述。”

“文学传记的目的在于，根据作家的个人生活，同时根据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文学以及哲学环境和氛围，为读者提供一个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作家的作品的背景。”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 网址: http://www.wxplzz.cn/zonghexinwen/2020/1102/4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