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这样说绝非凭空而论。还是在2009年，本人曾受邀至香港浸会大学做了半个月的访问学者，校方给我的刚性任务就两项：一是给这里文学院的学生讲一次大课；二是和学院文学教研室的六位老师分别作一次交流，而葛亮就是其中之一。大课我自然会事先做些准备，至于与六位老师的单独交流则本以为兴之所致便可，但恰恰是那个最年轻的葛亮偏要给我“出题”，在交流之前先给我留下一扎厚厚的手稿并美其名曰为“请指教”，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朱雀》。对当时的我而言，这可真是一次难忘的“烧脑式”阅读，作品确有许多吸引我、感动我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令我“头大”之处，说白了就是整体叙述在某些地方留有明显“作”的痕迹，“作”得令人读起来费劲。再往后就是差不多过去了六七年，曾经的同事告诉我说葛亮将他的新长篇《北鸢》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总体蛮不错，让我给看看。看就看吧，大不了再“烧一次脑”！结果掩卷后的印象竟然是那种惊喜的生疑：“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葛亮吗？”我除了在前后两部分的衔接上还有点不满外，其余的评价就是三个字：“非常好！”现在时间又过去了六七年，葛亮的第三部长篇《燕食记》杀青面世，这次带给我的又会是啥感觉呢？

策划：邵岭

作家葛亮

编辑：范昕

“食”之成为《燕食记》的切入口是因为“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这个“道理”固然很多，但葛亮这次选择的则是如何顺时、怎样做事、哪般立人？孤立地看，三者都很精彩，但对一部长篇而言，各有其美并不等于整体之美，稍有不慎还有可能前功尽弃。如何将这三块独立之美和谐完美地糅合成一个整体之美就成了决定《燕食记》成败之关键。

烹饪也罢、品鉴也好，都离不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部《燕食记》，出场人物中有名有姓者好几十，主角儿自然是“大按师傅”荣贻生和他的高徒陈五举，这师徒俩“相亲相杀”的故事构成了作品的主线，他们各自艰辛曲折的成长历程固然令人手不释卷，而推动整个故事发展和紧紧抓住读者心房的则是他们彼此个性的鲜明和命运的起伏。除此之外，在葛亮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无论主次、不分男女，随便拎出三五皆可见出鲜明的个性，而这些又是与他们的血缘、经历和成长环境紧紧勾连。比如锡堃、颂瑛、慧生、叶七、风行、司马先生、露露、谢醒……还有其他，无论葛亮着墨多寡，个个都是“有故事的人”和个性鲜活的“这一个”。有这样一群大大小小“活色生鲜”的人物支撑起《燕食记》的“四梁八柱”，作品想不抓人都难。

曾经有人将葛亮的《朱雀》《北鸢》和另一部短篇小说集《七声》概括为书写近现代历史之家国主题的“中国三部曲”；现在又有人将这部《燕食记》称作是葛亮继《朱雀》《北鸢》后“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不能说这些概括完全“不着调”，但毕竟只是一种局部的描述，而在这种描述的背后则意味着大量的省略。关于《燕食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葛亮在自己这部新作的首尾都有十分清晰的交代。作品以汉代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天官·膳夫》中出现的“燕食”二字所作的“注”——“燕食，谓日中与餐食”为开篇，又在本书的后记《食啲乜》中明确坦言：“想写一部关于‘吃'的小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念念不忘这个主题”。

食，怎么制作？如何品尝？的确是葛亮这部长篇新作的重要切口，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切口，同时也是作品文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燕食记》关于美味佳肴的制作与品鉴不仅占有相当的篇幅，而且写得十分出彩。无论是白案还是红案，无不被葛亮状写得浓妆淡抹、活色生香；炒、煎、贴、炸、熘、烩、焖、扒、氽、涮、卤、酱、炝……烹饪的十八般武艺在葛亮笔下被表现得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比如本帮菜中红烧肉因其“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而广受食客欢迎，这是因为从食材开始就要有连上皮肥瘦夹花共七层的挑剔，以及大火烧、小火炖、中火稠的制作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呈现浓油赤酱、焦亮糖色的效果。这样一种描写的确令人心动，恨不能立码亲自动手一试。不仅如此，所谓美食之美，需要的还不仅仅只是制作者的匠心与手艺，品鉴者的“懂”与“会”同样重要。《燕食记》中在写到邵公偕夫人到“十八行”用餐时有如下一幕：面对上来的生煎，夫人先是不以为然，但在邵公“内里有乾坤”的提示下，“夫人便搛起一只，轻咬一口，才发现，这生煎的皮，不是用的发面，而是透明脆薄，里面的汤汁流出来，极其鲜美。再一口，原来内藏着两个虾仁。还有一些软糯的丁儿，混着皮冻化成的卤汁，咬下去十分弹牙爽口。夫人品一品。眼睛亮了亮，说，你们快尝尝。这花胶，用得太好。”……凡此种种，从制作到品鉴，不仅是一门功夫也是一种文化，不仅是作品的一些引子，也是作品主体的重要构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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